1912年，天降暴雨。行人撑着伞戴着斗笠，来去匆匆。年迈的乞丐匍匐在地，从混浊的泥水中捞出发霉的馒头狼吞虎咽；尊贵的公子安坐车中，从侍者的手里接过热腾腾的佳肴波澜不惊。小贩的鱼篓侧翻在地，街边的妇女高喊着“卖孩子”。鲜活的鱼尾砸在地上带起一阵腥气的风，稚嫩的面庞望着天空滑下两行悲戚的泪。不远处，一队士兵当街纵马；回头看，楼中客官指点不休。世积乱离，民不聊生。这，就是当时的中国。

万里之遥，日本，一艘游轮长鸣着驶离港口。是夜，木纹窗台旁倚着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男子，他的眉头紧紧的拧在一起，目光透过翻涌的波涛不知落向何处。他是陈独秀，与他一并踏上归国路程的是友人易白沙：“仲甫，外面什么都看不见，洗洗睡吧。”“好！”他依言熄灯却端坐如常，脑海里清楚的浮现出几日前章士钊的疑问：“你觉得现在的中国，有救吗？”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“无药可救！”章行严说他极端，可他自己知道，极端是因为话只说了一半，前一半理应是：“中国如果继续走政权更迭、新旧轮替的老路，必定会无可救药。”但不是他不愿意将话说完整，而是自己目前也仍在探索究竟什么是新路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嘴角不禁溢出一丝苦笑，在他人眼中，自己先学康梁后随中山，可谓东奔西顾九死一生，遗憾至今仍一事无成。但若要真的让他不理时局、偏安一隅，又可惜了他这一身铮铮铁骨。思来想去，结束已是深夜。他回头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友人，黑暗中传来一道细微却饱含期冀的气音，更是说给自己听的：“看得见，看得见的。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无药可医而医之，这是何等的一腔孤勇？我知道，他说的不是窗外的景，是中华民族的未来。

八年之后，1920年，李大钊冒险将被警察通缉的他送往天津。在路上，李大钊向他转述了旁人曾询问自己的问题：“你已经是人中翘楚了，为什么宁可抛妻弃子也要建党？”他沉默了许久，指了指车外：海河边挤满了逃荒而来的灾民。白发苍苍的老者衣衫褴褛的放河灯，祈求早逝的亲友在地府平安喜乐；豆蔻年华的小女孩儿气若游丝的躺在母亲怀里，嘴唇干裂的出血、双手满是冻疮；正值壮年的男子早已没了生息，尸首被几根歪斜的破布勉强裹着、无人问津。隔着门帘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生生将眼泪逼回去：“没有为什么，这就是答案。”目睹如此人间惨剧，李大钊亦是情难自已。正说是，不远处传来一声苍凉的叹息：“咱老百姓…命苦啊…习惯了”这话仿佛像一把刀，直直的插入了陈独秀的心里去，把他连日以来积攒的所有压抑与愤懑划开了一道豁口：“对！我为什么建党？我为了他们！为了他们能够像个人一样活着！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、人的快乐、人的尊严！”言未及尽，两人泣不成声。李大钊用力握住了他的手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，两人在车中紧紧相拥。这一幕，史称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；这一幕，中国光明而伟大的前程自此徐展于世人眼前。

100年后，2021年，我在看《觉醒年代》。从开播到完结，我无数次被他那两个以身殉国的儿子：陈延年和陈乔年深深打动。从两人即使自己命如草芥般艰辛坎坷，却仍不忘记捞起放生落入水中的蚂蚁时；从两人一贫如洗却拾金不昧，甘愿在寒冬的街道上彻夜等候失主时；从两人打破自己“六不”的戒律，因“我是要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，无法为父母尽孝”而敬酒谢罪时。直到最后他们去法国留学，导演设计出对两人未来的交叉剪辑，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汹涌而出的泪水：阳光下意气风发的少年、刑场上遍体鳞伤的革命者。他们都是同一个人，他们的初心从未改变；他们的步伐一如既往的坚定，他们始终在笑着；他们生来就是少年，他们去时正当年少。他、他们，是无数中国革命奋斗者的缩影。

建党100年，开天辟地100年，各行各业的仁人志士为了迎来美好的新时代前仆后继、视死如归。我们是历史的后来者，立于历史的洪流之上品尝着他们胜利的果实，所以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他们浴血奋斗的意义之重大。但他们是觉醒年代的先行者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真正于家国有益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我们如今看来所有的“顺理成章”都并不成立：能够不做亡国奴不是必然结果，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必然结果，能建立起崭新的中国也不是必然结果。当年的他们并不能预知未来，也不确定自己的牺牲对国家来说有没有真正的意义；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需要多久才能迎来胜利，他们甚至不确定中国最终能不能取得胜利！“十年饮冰，难凉热血”，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；“愿以吾血浇吾地，换山河无恙”，他们在牺牲之时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理想。我们早已从课本中知晓他们的伟大，但我们往往会低估这份伟大背后的勇气与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之光，是刻入骨髓的深情与悲壮。

最后的最后，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安居；最后的最后，“延乔路”的尽头是“繁华大道”。

（作者系影视与传媒学院2019级学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