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我喜欢齐白石的画，后来读到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，也喜欢。

看别人的画，写自己的小说，就这么活到了中年。到了中年的晚期，老之将至，却渐渐多了困惑。四十而不惑，圣人是这样，而我不是。

齐白石把这个年龄段，称之为衰年。他衰年却没有衰朽，反而有了一番“衰年变法”，时间在六七年以上。变法之前，他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。逸，是高格。但冷，也就近于冷清了。他自述，“很少人来问津，生涯落寞得很。”后来，他的朋友陈师曾劝他自出新意，变通办法，他听了劝告，自创出红花墨叶的一派。此后，“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。”

翻阅齐白石的画册，看下边标注的年头，会发现，他变法前后的风格，的确很不一样。变法之后，愈老愈是新鲜、生辣。傅雷先生是翻译家、画评家，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画家，颇多苛评。但有两个人，他给予了慷慨褒奖，一个是黄宾虹、一个是齐白石。他写到，“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，线条的变化并不多，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。”

这让人想到汪曾祺。

汪曾祺给人的感觉是，60岁后忽然开始写小说，得了大名，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。然而不然，他可以说少年得志，19岁考入西南联大，20岁即发表小说《钓》，29岁出版了小说集《邂逅》。《汪曾祺全集》的第一册，收入小说40多篇，全是他28岁前完成的。这些小说我几乎都读了，感觉是有才气，但多数不出色，且有一种中年气。此后30年，他是否在内心经过一番变法呢？不得而知。但他60岁重写小说，《受戒》的清新、放逸，有红花墨叶的青春之美，却绝无暮气。62岁时，他写了《鉴赏家》，两位主人公，颇像武侠中高人。而其实，有武侠味，却跟武不沾边：一个是孤傲的画家，一个是卖水果的贩子。我读了七八遍，也给学生分享过五六回。

汪曾祺在衰年写下的短篇小说，差不多都可以列入当代的经典。

     二

我也想变一变。

我自小是个《水浒》迷。少年时闹书荒，但毛主席说，干部应该读三遍《红楼梦》，后来又发动全国人民评《水浒》。因这个机缘，家里自然也就有了这两部书，且可大大方方地读。《红楼梦》读了三遍，半懂不懂，好多小枝节，偏又是小枝节最好看，譬如，吃个茄子、沏一壶茶，有那么多讲究。宝钗的冷香丸子，让人想入非非。林黛玉好端端的，说哭就哭，却让人心烦，贾宝玉为啥偏爱她？不懂。至今也难说全懂了。《水浒》呢，更是反复读，前七十回读来最过瘾，可能读了不止七十遍。是男人在合适年龄遇到的一本最合适的书。《水浒》何以这般牵动少年心？快意恩仇。这个答案，从不过时。

年岁渐长，又读《水浒》，发现恩仇是足足的，但，快意否？还难说。譬如宋江，他肚子里有个黑色的小宇宙，就很难看得透。再譬如武松，他对两个嫂嫂（潘金莲、孙二娘）的爱恨，就比字面上复杂。一刀劈下，自然快意，却不是人生。人生正如人心，是有许多迂回的。

后来读了金庸，觉得《水浒》不大过瘾了。金庸的招式更多，打得更闹热，高手之争，颇像半仙飞来飘去，十分好看。何以爱、何以恨，即便如萧峰那样生世有惊天大秘密，最后都会一五一十讲清楚。金庸是相当体贴的作者，读者不用担心看不懂。

但金庸看多了，也有点腻了。再回头读《水浒》，那种不过瘾，反而就成魅力了。它在文本中留下的大量缝隙（空白、灰色），会把读者拽进去，参与叙事的再创造。人性的质疑、拷问相当的剧烈，但别指望有标准的答案。

金庸笔下的习武人，多数是为习武而活、而死，刀法、剑法、秘籍宝典，成为生死之第一大事。这很像萧红《呼兰河传》里的人，倘问他们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们说：“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。”本末倒置，而不自知，且显得相当有逻辑。

《水浒》英雄则不是这样的。教头如王进、林冲，押司如宋江，都头如武松，各安本分，各自活着。只是，一件突兀而至的人或事，打乱他们的人生，拐点来了，由此起承转合，直至跌入黑暗的坑。由于他们是凡人，故事就有浓厚的烟火气。由于他们是英雄，起伏反转时，就会带出凶悍残酷、刀剑无情的暴力美。血溅一地后，则是茫茫的惆怅。鲁智深在钱塘潮声中安详往生，武松则在六和寺里捱过了八十之寿，麻木而终。这个结局，比贾宝玉披着猩红斗篷在雪地上飘然远去，更有切实的宿命感。

     三

我从没想过写武侠小说。

我没有金庸的才华；也不愿把小说写得很满，说得透彻。但是，我很想写一部武小说。

我想像中的武小说，不出现武侠、武林、江湖这样的字眼，然而，它是以武为核心的。笼罩这部小说的，是日常的饭菜味、茉莉花茶香。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，功夫是常人的功夫，只不过，被发挥到了极致。

极致，是武小说的魅力，它应该同时体现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指出的第二、第三种境界：务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

对手、对抗、较量，是必不可少的。但不要混战。出其不意的一拳，应包含着必然的逻辑。

语言呢，应远离酷、帅、炫。要朴素、结实、而又有情趣，能刻出日常生活的质感。

太难了。想了这么多，哪还敢动笔。

     四

2017年，我写了《春山》，主人公是晚年的王维，也许可以称为文小说。

2019年，终于写了武小说，起名《拳》。是我所有小说中，名字最短的一部。但写作的时日够长的，跨了年才完成，并在疫情深重、闭门不出的春天，一遍一遍地修改。

《拳》这一个字，我期望是一字一拳，比文小说更有力。

但，我又以为，文、武小说，并非是截然不同的。

念书时，我就请教过一位资深武迷，武的奥秘是什么？

他说，不好说，说不清。这么说吧，武即是文，是文化，而文却不是武。你觉得我说错了没有呢？

我想了想，觉得没有错。

我期待自己的《拳》，故事的内核是武，而武的内核，还是文。武学，是一种哲学。所以，它还是披着武的外衣的一个文人小说。

但思考也止于此。至今，我也无法给武下一个定义。但总算用《拳》讲了一个武的故事，把对武的理解，化在了对武学大师的寻找过程中。

《拳》顺利发表、出书后，我更相信，顶级的武术家，就像最不平凡的隐士，譬如陶潜、王维，并不隐居于山高林密之处，修炼宝典，等待得道。他们住在市井，就在我们身边的人群中。

汉语小说的四大古典名著，除了《水浒》，《三国演义》写战争、《西游记》讲降妖降魔，宽泛地说，也都可以归于武小说。时间已经证明，它们是有趣的，也是深刻的，记录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，且参与了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
衰年写《拳》，此后我还想走得远一些。攀上武的峭壁，去观照文的世界，赋予旧事物以新鲜的亮光。

（作者系作家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拳》《春山》《刀子和刀子》等，现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