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同马识途先生的情缘

2024年04月10日 16 : 02 : 40 作者:张叉 来源:《四川师大报》第696期 审核: 终审:

第一次知道马识途先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。

 我1985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学习,1989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。有一天,我看到大校门(今狮子山校区北大门)外左边一墙之隔还依附着一所中学,中学大门上方横额上镶嵌着金光闪闪的六个铜制繁体大字“四川师大附中”,接着是四个繁体小字“马识途书”。此时,我并不知道马识途先生,当时想,马识途,老马识途,这位同志的姓名挺有意思,而且给成都知名中学题写校名,一定来头不小。很快,我的判断得到证实。我了解到,他是地下党、老革命,曾经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,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,四川省作协主席,文学创作数量多、质量高,同巴金、张秀熟、沙汀、艾芜并称“蜀中五老”,学术研究成绩突出,书法造诣也很深。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,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 20多年后,我有了进一步认识他的机缘。

 2013年,马识途先生将其百岁书法义展作品售卖所得23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设立“马识途文学奖”,旨在鼓励、培养文学新秀,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贡献力量。两年后的5月,在文新学院攻读博士生的我注意到了学院网站上发布的《第二届“马识途文学奖”征稿通知》,抱有对文学浓厚的兴趣和试试看的心理,我毛起胆子投了一篇2014年发表在《青年作家》上的散文《半个麻饼》,10月26日,评选结果出炉,我获得三等奖。这出乎我的意料,心中也感到高兴,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心。第二年,我又再接再厉,投了一篇2016年发表在《师大故事》上的散文《狮子山的电影》,再次获得三等奖。

 连续两次获奖,坚定了我在文学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信心。此后,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倾注到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中来。同时,这也一直激励着我不断挑战自己,向着更高阶的文学创作迈进。以前,我一直都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搞古体诗创作。这种体裁的创作限制较小,写起来更适合我一些。在获得“马识途文学奖”后,我开始尝试着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从2016年起,我开始尝试创作要求更高的近体诗。这种体裁的创作讲究严格的平仄,一般情况下都有篇幅限制,律诗八句,绝句四句,写起来要求提高了,难度增大了。近体诗的创作像是戴着沉重的镣铐跳舞,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最初,我在创作中曾遇到困难,但马识途先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,笃定一个方向就不要轻言放弃。在我不断练习后,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。目前,我的近体诗创作已勉强上路。自己感觉较为满意的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等作品,加起来有一百来首了。尽管创作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,但是这个过程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磨砺。要是没有马识途先生的激励,那么我在文学创作之路上或许还比较自由、散漫,而最后的成绩肯定也必然要打折扣的。这些年来,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,也让我获得更多同行的认可。

 马识途先生对我的影响早已不仅限于文学。实际上,在四川师范大学的教学、科研工作中,他也在润物无声地影响、改变着我。

 马识途先生曾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,后转入中国文学系学习,得到罗常培、唐兰、闻一多、王力、陈梦家、朱自清、沈从文等教授的教诲,受到过这些大师耳濡目染的影响,而他又把这些影响传递给了其他人。我读了他的著作、文章后,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近年来,他在中央党校出版社、四川文艺出版社、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《党校笔记》《没有硝烟的战线》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等多部著作,不仅数量多,而且质量也高。2023年,我专门购买了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,一口气拜读后,感到十分震撼。这部著作展示了他在西南联大上文字学大家唐兰教授开设的“说文解字”“甲骨文”和陈梦家教授开设的“铜器铭文金石学”课期间的笔记,一下子把我带进了当年生动有趣的课堂,好像自己也跟着他在西南联大蹭了几节“说文解字”“甲骨文”“铜器铭文金石学”的课,大有时空穿越之感。甲骨文笔记语言既典雅纯正,又诙谐幽默,把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了一炉,不愧为大家之作。孔子曰“见贤思齐焉”,骆宾王云“见贤思齐,仰圭璋而有地”,关汉卿云“老夫见贤思齐,回嗔作喜”。我也不断向马识途先生学习,努力向他靠拢。在教学过程中,我学习他严谨缜密而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,常常用科学准确而轻松愉悦的方式,将专业、综合知识传授给年轻的学生,得到了他们的认可。

 教学之外的科研工作中,我也努力学习、借鉴他在学术著作传递出的严谨治学的精神,不断提高科研水平。以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为例,该书结构清晰,层次分明,专业性很强,逻辑性也很强。马识途先生博征博引,步步深入,层层演绎,最后才水到渠成、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,令人信服,也令人称奇。对于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的问题,他总能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,论证时不走极端,留下余地。他解释甲骨文“南”字说:“‘东’‘西’‘北’已讲过了,只是那个‘南’字还无确解。除前面的挂乐器或物件的架子之说外,又有南方植物向上生长之说,也很勉强。”

当然,马识途先生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文学创作、教学、科研,他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马识途先生一生勤奋,每天早上五点过便起床,洗漱,打拳,读书,练习书法,从事写作,即使在晚年,仍然笔耕不辍。他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,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,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。在国共内战中,他妻子为革命牺牲,女儿失踪。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,他蒙受了冤屈。他历任鄂西特委书记,川康特委副书记,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,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四川省人大副主任,四川省建设厅厅长,四川省文联主席和四川作协主席等职,他既是革命家也是文学家,他虽经历坎坷,但仍刚强稳健,这种豁达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将引领着我的人生之路不断向前,并正通过我,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。

 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,马识途先生在成都逝世,享年110岁。当晚,我接受四川新闻网“追忆马识途”专栏组的采访,表达我对马识途先生的崇敬、缅怀与哀思。

 

(作者系文学院教授、成都市武侯区作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)